“我们农村 人最怕生儿子”
发布时间:2019-12-11 00:44

  极速快三注册“生育”这一宏大的社会命题仍然牵绊着全体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,只是多生少生、生男生女的问题,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变迁,正以另外的面貌出现。

  “生育”这一宏大的社会命题仍然牵绊着全体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,只是多生少生、生男生女的问题,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变迁,正以另外的面貌出现。

  1990年,怀孕五个月的宋丹丹搭档黄宏,在央视元旦晚会上表演了一出小品《超生游击队》, 该小品讲述了一对躲避超生检查的夫妇在城市街头流浪,经过思想斗争最后放弃超生念头的故事。

  两位表演者在幽默和讽刺中间寻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,将农村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凝练成一个又一个的包袱,逗得电视机前的观众大笑,年轻的宋丹丹和黄宏也因此一炮而红。

  数年后,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的相关规定出台,黄宏所说的那个“P超”也失灵了。

  值得玩味的是,当年那些为小品发笑的观众里,有多少人在现实中也有意无意地带着重男轻女思维?

  最近,学者施丽虹经过在一个东北村庄一年多的调研后,抛出一个多少让人有些意外的观点:

  越来越多的农村独女户家庭自愿放弃二孩指标,选择只生一个女孩,而背后最重要的原因,就是农村家庭为儿子娶妻所背负的沉重的经济负担。

  仅凭某地的经验和一项研究,当然不能断言从“重男轻女”到“重女轻男”的逆转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那就是在观念相对保守的乡村,生育观正变得纷乱、多元。随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,儿子的“含金量”也相对变低了。

  “怕生儿子”这种说法乍一听还很陌生,毕竟直到刚刚过去的2018年,我们还能看到《娘道》这样天雷滚滚的奇葩剧——女人终其一生的价值,都由生育体现,更让人唏嘘的是,这剧的收视率表现还着实不错。

  生育犹如接力赛跑,★▽…◇一棒接着一棒,一代接着一代,但在相当一部分人眼中,女性并没有走上赛道的资格。一个家庭要是没有男性成员出现,某种程度上传承就已经断绝。

  从古至今,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,而一种群体观念背后,必然有社会经济因素作为支撑。

  从遥远的《诗经》时代开始,人们就将生儿子称为“弄璋”,生女儿称为“弄瓦”——璋是精美的玉器,瓦是纺织所用的工具。农业社会根据社会分工,对男女所作出的不同期待,一目了然。

  在漫长的农耕时期,多子意味着多福,男丁是否兴旺是一个家族能否延续的标志。

  男性劳动力是家中的顶梁柱、最主要的经济来源,所以家中的财产主要由儿子继承,口▲=○▼儿子相应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,这是传统家族得以运转的基本逻辑,也是子女们自出生起就被灌输的共识。

  而伴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,工业化、城市化的时代来临,女性地位逐渐提升,中国家庭对于生育的态度也渐趋平等。四十多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,更是加固了这种“男女都一样”的想法。

  而在独生子女随处可见的城市之外,乡村的观念更替显得更加迟缓一些。越是欠发达乡村,“生育”越是作为一种低收入者对冲风险的方式而存在。

  所谓“越穷越生,越生越穷”,在一些人看来,多生几个儿子,总有一个能有出息,帮助全家摆脱贫困。而即便是全军覆没,至少养老问题也能得到概率上的保障。

  与此同时,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实行的“一胎半”政策,也在无形之中助长农村居民的“重男轻女”观念。

  所谓一胎半,即夫妻双方同为农村户口的前提下,如果第一胎生育女孩,那么间隔几年之后可以申请生育第二胎。△▪️▲□△在三十余年的时间跨度里,共有十多个省份曾在部分农村地区推行该政策。

  不少一胎是男孩的家庭会放弃生育第二个孩子,而第一胎是女孩的家庭却很少放弃这个权利——正如有研究表明,人们对于儿女双全的渴望会在已生育子女性别单一时变得更加强烈。

  去年7月,抖音上一段11名女子身穿相同款式服装,拿着秧歌扇,报着自家排名,依次从镜头前走过的视频在网上引发了不少的关注。据报道,这家人有11个女儿和一个儿子,11个姐姐为了弟弟能顺利结婚,给弟弟凑了32万元娶媳妇。

  时间推到2005年,当年的一项1%人口抽样调查显示,我国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8.41,二胎为143.22,三胎及以上高达152.88(出生性别比正常范围为102-107之间)。

  而从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起,“生儿生女都一样,女儿也是传承人”等标语也在互联网催化下成了“生男生女都一样,不然儿子没对象”的求偶笑话,不少年轻一代的农村居民也笑呵呵点赞。

  2014年5月3日,山东省邹城市凫山街道墙壁上的计划生育瓷砖宣传画“生男生女都一样 女儿更孝爹和娘”。/ 图虫创意

  传统的女性外嫁、男性组成村庄血缘大厦的模式已经破产,农业生产也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力输出。

  比如2004年的电视剧《马大帅》和2005年的电视剧《民工》里,都有父辈阻止儿女进城打工,但最后自己也跟着成为一名城市劳动力的桥段。

  一代农民工、二代农民工被吸纳进城市,最终组成每年春节数亿人次浩浩荡荡的迁徙大军。

 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Jndith Rodin 曾说:“我们站在一个时代的门槛上。在这个时代中,现代社会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由行为问题造成的。”

  试想那些有过城市生活经验的乡村青年,还会觉得多生一个孩子,无非是多添一双筷子的事吗?还会认为男孩比女孩在经济上有先天的优越吗?

  知道打工辛苦,鞠广大百般阻挠儿子进城。没想到自己也成了务工大军的一员。/《民工》

  目前,中国农民工的数量超过两亿,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绝对收入、工资增长幅度、稳定性都不高。

  根据统计,2018年中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只有3721元,享受保障性住房和公租房的农民工比例只有2.9%和1.3%。

  司机和儿子一同在城里打工,因为家里一两亩地租出去的租金不到一千块,请几次客就没了,进城打工又没有固定活计,所以儿子干脆选择不生。

 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,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617元,人均消费支出为12124元,可用于储蓄的金额并不多,这在抚养一个孩子所需金额面前,更是杯水车薪。

  火车站常见大包小包的农民工,对于他们来说更大的责任与压力还在老家——老人孩子都等着吃饭。/ 图虫创意

  一个孩子背后牵扯的是择校费、补课费、食宿费、生活费……城市家庭所要面对的子女教育问题,农村居民通通会一样不落地面对。仅仅添双筷子,让孩子稀里糊涂地长大,▲★-●显然是很多父母无法接受的。

  以幼儿园为例,2017年农业普查数据显示,在目前中国59万个行政村中,大约有40万个没有幼儿园的。上不了公立幼儿园,农村的孩子就只能上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,更多的情况是,不上幼儿园。

  一头是收入不高,一头是支出不少,在不爱生孩子这一点上,不少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想到了一块。

  从“多子多福”到“多子多愁”,■□持有传统观念的人即便对“重男轻女”思想仍然难以释怀,但在囊中羞涩之下也会慢慢学乖。

  2015年,中央电视台《新闻调查》栏目播出了一期《陇东婚事》,细致地描绘了一个甘肃小县城的婚恋产业链:

  适龄男性倾其所有,拿出十几万元彩礼,只为娶到老婆,媒人成为类似中介的掮客,帮忙牵线搭桥,而有女方家庭抱定“奇货可居”的想法,进一步拉高彩礼的额度。

  只有女儿的家庭固然可以借此增加收入,儿女双全的家庭也可以做到“收支平衡”,但对只有儿子的家庭来说,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——在这个并不发达的甘肃小县城,天价彩礼带来了数不清的纠纷。

  吊诡的是,造成乡村养女儿比养儿子更“划算”的原因,恰恰是重男轻女的思想。

  不是所有女性都能像《都挺好》里的苏明玉一样,在父母的区别对待下自己打出一片天,家庭教育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,往往导致“女孩读书不如男孩”成为现实。

  其次,由于上文提到的出生比失衡,以及女性外流,越来越多村庄呈现男多女少。

  《陇东婚事》里采访的几个女孩,就不愿听从父母安排,想去更大的城市工作。当很多女性在婚恋中瞄准上一个阶层后,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乡村就冒出一批“剩男”,所谓一家有女百家求,男性结婚成本也水涨船高。

  “找不到我们也没辙。”说着这句话的农村男青年挤出一丝苦笑。/ 《陇东婚事》

  最直观的体现,就是农村屡屡出现、▲●令人咋舌的天价彩礼。俗话说,“儿子娶媳妇,爹娘脱层皮”,最极端的例子里,农村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娶到媳妇,甚至走上借贷之路,最终债台高筑。◇▲=○▼=△▲

  今年年初,民进吉林省委调查了当地一些地区,发现农村彩礼越来越高,普遍10万元以上。

  4月,江西鹰潭乡村的男子许俊就因为40多万元的天价彩礼,举起菜刀砍死了自己的未婚妻,震惊了不少网友。

  6月,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更是直言,一些地方不良风气盛行,天价彩礼让人“娶不起”。•☆■▲

  “嫁出去的女儿,泼出去的水”,越是收取高彩礼的女性,在经济上势必也越依赖男方家庭——根据统计,1990年农村在业女性的平均收入是男性的近八成,到了2010年就只有一半多一点。

  “生育”这一宏大的社会命题仍然牵绊着全体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,只是多生少生、生男生女的问题,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变迁,正以另外的面貌出现。

  距离《超生游击队》播出已经过去整整十29年,距离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,也已经过去四年。

  故事里那几个叫做“少林寺”“海南岛”“吐鲁番”的女孩想必已经出落成人,到了成家生子的年纪,而黄宏和宋丹丹扮演的夫妻俩,今时今日说不定正庆幸着当年生下的是能赚礼金的女儿,而不是耗尽家财的儿子。

  [1]《从“盼儿子”到“怕儿子”:只生一个女儿为何盛行东北农村?》.施丽虹

  [10]《“天价彩礼”引发血案,畸形的婚恋生态不可不察》王钟的.中国青年报◆▼